舊的設計．新的海旁

藝術中心原初設計模型，留意通往對面公園的平台和連接演藝學院的橋，最終都沒實現．上週政府公佈灣仔至北角的海旁發展計劃，把藝術中心和演藝學院一帶列為藝術文化區，發展成市集和公開表演場地．我希望，這個設計能實現．

為藝術犧牲

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--譚偉平

藝術中心的故事（１）──出發點１９７７

藝術中心大樓，是於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正式開幕的．到明年，便是三十周年．從去年起，我開始想，香港藝術中心三十歲了，這件事究竟對誰有意義？
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首先要知道藝術中心成立的歷史．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後期，香港只有中環大會堂一個現代藝術場地．那時，政治動蕩剛過去，經濟開始蓬勃．藝術活動增多，場地嚴重不足，很多藝術團體都抱怨租不到大會堂的劇院和展覽廳．其中有些人便醞釀向政府申請土地，興建一座藝術中心．這些人都是藝術愛好者，來自不同藝文團體，由白懿禮（S.F. Bailey, 他當時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秘書長）牽頭．他們的構思是，政府只需要提供土地，他們負責向社會各界募捐建築費，興建一所綜合藝術中心．根據他們的構思，這所藝術中心是財政獨立的，並不需要政府資助運作費，主要收入來自辦公室樓層的租金收入，捐款和票房收入．

就算是今天，這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構思；但在當時，因為有很多藝術團體的支持，而場地又真的不足，經過幾年的游說，政府終於答應把灣仔告士打道外面新填海區的一塊小土地交給他們．這塊地小得不能再小──只有一百呎乘一百呎，能建得甚麼東西出來？這工作交由當時三十幾歲，剛從美國回來的建築師兼藝術家何弢．結果，他不單用盡這塊地可建的面積，設計出一座十六層高的垂直式的藝術中心，裡面有展覽廳，劇院，演奏廳，實驗劇場，課室和圖書館，這建築同是亦是一件前衛藝術品，以三角形為主題，在大樓的不同地方呈現，又把鮮黃色的冷氣喉管外露，成為串聯起不同設施的裝置藝術，這大樓獲得過本地和海外的獎項，到今天已被視為七十年代香港最重要建築之一．

籌款的過程並不容易，白懿禮和他的朋友們想盡方法，四出尋求捐助，可以做的都想過了──設施冠名，終身會員會藉，債券等等．大樓一邊建，一邊還在籌款，二千八百萬的建築費，最終只籌得一半．建到中間，幾乎要停工．最後，得港督麥理浩協助，由政府出面擔保向銀行借貸，藝術中心終能建成．首任主席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，副主席是邵逸夫，首任總經理是從英國請來的鄧禮勤（Neil Duncan）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由港督開幕．開幕藝術節包括，新馬師曾演【風流天子】和【胡不歸】，傅總的鋼琴獨奏，印度來的皮影戲，潮劇和潮州木偶，林敏怡的實驗音樂，黎海寧的現代舞，唐書璇的電影【董夫人】，第一影室策劃的藝術電影，大學實驗劇團演三島由紀夫的【班女】和白先勇的【遊園驚夢】，致群劇社的話劇，香港視覺藝術協會辦的研討會【香港藝術家面臨的困境】，開幕展覽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品，和超過七十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，還有很多很多．

這是一九七七年．香港人口突破四百五十萬，廉政公署成立，九七仍很遙遠，香港正邁向她歷史上最繁榮富裕的年代．很多年青藝術家從外國念書回來，想把風起雲湧的當代思潮帶回來，懷著對社會和藝術的理想，把香港變成中西文化互相撞擊的實驗場．而藝術中心，這所從開始便是民間主導，從開始便華洋混雜，亦從開始便欠下一大筆債的藝術中心，便成了這個場實驗的出發點．

city and books

Penguin Classics celebrating 60th Birthday多謝網友介紹

如何改變世界

企管大師杜拉克，晚年致力推動「非盈利和非政府機構」（NGO / NPO），1990年，他寫了一本書，叫【管理非盈利機構】（Managing the Non-Profit Organisation）成為這課題的經典作品，書中劈頭第一句便說：「非盈利機構存在的目就是改變個人或社會」．這句話真正擲地有聲，正好對應經濟學家佛利民的另一句名言：「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帶來利潤，並無其他．」佛利民的話說得這麼絕，是為了回應近年社會愈來愈要求企業要負上「社會責任」的風氣，即是說除了要守法外，企業還要發財立品，做好事．

非盈利機構只要做好事，企業只要賺錢這種簡單二分發，到廿一世紀已經不合時宜．企業愈來愈多設立部門專責推行社會責任，而愈來愈多非盈利機構亦開始以市場手法運作，加入傳統上由商業機構提供的服務．從而衍生了兩個新字──「社會企業」Social Enterprise和「社會企業家」Social Entrepreneur

甚麼是社會企業？

１９６５年，一群東京主婦，不滿意牛奶供應由幾家大集團壟斷，服務和價錢都不理想，便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共同購買運動．他們自行去接觸小型農場，直接向生產商訂購牛奶．開始時，他們每天只訂購３２９瓶牛奶．他們要自己安排運輸，儲藏，派送等工作．亦需要面對「你們的牛奶比較便宜，但安全嗎？」這樣的問題．在過程中間，她們認識了「牛奶」是甚麼，發現市面上牛奶全都是經過處理的「牛奶製品」，牛奶成分和營養反而更低．到了１９６８年，他們已有一千名會員，成立了一個法人團體──生活俱樂部．

隨後幾十年，生活俱樂部不斷壯大，由牛奶開始，她們購買的產品一直擴展．她們不只追求價格，更堅持她們要的質量，她們到全國去找工場去訂製他們自己品牌的醬油，去農場直接買豬肉，整頭購買，買回來再分售，直接訂購食米，鮮魚和疏果，她們比企業更關注環境，當發現合成洗潔精是河川污染的原兇，她們發起罷買，並自行收集廢食用油，自製肥皂代用．為了監督政府制定政策，她們更派人參選地方議員，並高票當選．到了九十年代，生活俱樂部已有超過十萬名會員．已買地建樓，自行興建牛奶工廠，為應付一益老化的人口，生活俱樂部也開發了市民保險，醫療中心，托兒所，更設立渡假村和老年中心．她們還會每年請他們的生產商（農民，乳業商，水產業商）到東京開個展銷會，除了展銷產品外，更重要的是交誼，讓消費者知道他們吃的米是誰種的，魚是誰養的，重建生產與消費者中間的互信．

四十年來，生活俱樂部像企業般擴張，以市場方式運作，但卻不以利潤為目的，仍然而合作社的方式運作．正如杜克拉所說，她們的目的是改變社會，她們要改變日本社會中商業化的消費模式．要看生活俱樂部的故事，可讀遠流出版的【從廚房看天下－－日本女性生活者運動三十年傳奇】，作者是賴青松．

如果對社會企業有更多興趣，可以讀【如何改變世界──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】，作者是美國的戴維．伯恩斯坦．這本書介紹了世界各地社會企業的例子，和背後推動的社會企業家，亦分析了這些機構和人物為甚麼能成功改變社會．譯者是【窮人的銀行家】的譯者吳士宏．吳士宏的故事也很傳奇，她是中國第一代打工女皇，曾任IBM, 微軟和 TCL　的高層．2003年，她高調離開企業生涯，立志要在中國推動社會企業．看她說做就做，首先就埋頭譯了兩本好書，似乎是來認真的，真的要改變世界．

【如何改變世界】這本書同時有台灣譯本，書名改得莫明其妙，叫【志工企業家 : 提昇人類社會的力量】．志工亦即不收工資，義務服務的義工，把social entrepreneur譯成「志工企業家」，是把原意扭曲了．須知道，用企業的方式，去達致改變社會目的，才是social enterprise 的精神．是不是義務，是不是志工，重要嗎？

為藝術犧牲

從新加坡到香港－－何嘉坤

從小明星到文化政策

鄭重推薦一本書－－【星韻心曲──王心帆撰小明星傳】，明報周刊出版．小明星是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盛極一時的粵曲歌壇「平喉四傑」之一．自創星腔，至今仍有很多歌迷．王心帆是小明星的撰曲人，他寫小明星，也側寫他自己，情真意切，婉約動人．他的文字用很多粵語，而且用得很雅，還有一種今天已失去了的「斯文」．讀這本書，除了會感嘆一代名伶傳奇崎嶇的一生，欣賞到王心帆的優美曲詞，還可看到過去香港的文化格局，

那時的廣州與香港，是一個雙子城的格局，經濟和文化都互通．香港一方面是英國殖民地，另一方面亦是嶺南文化有機部份．大部份香港人在廣州都有親戚朋友，常常有機會過去幾年念書或工作．書中講小明星在廣州成名，後來轉到香港發展，香港淪陷後，再轉回廣州，完全沒有營運環境和文化隔閡的問題．

其實，香港從來都是這樣，英國統治下早期的香港，在民生上基本上沒有和內地反分隔，直至五十年代，香港才和內地文化斷開，成為孤島．而正正是過去這五十年孤島時期，形成了今天我們的「香港文化」．

我有時想，九七至今快十年了，未來二、三十年，我們可能見到香港文化的一個大轉折，香港文化重新融入華南文化的大格局中．培育小明星那年代的文化環境，會轉過頭在未來出現．今天，我們的經濟政策，已經和內地經濟分不開了，人口政策也不得不面對人材北上這大趨勢，我們的文化政策，怎樣面對未來？文化政策不單是藝術政策，還有我們的生活方式，我們對歷史和地域的認同感．我們預備好未？

書架上最好的擺設

Sunday Afternoon by Colan Ho 　produced by HKAC @$350

為藝術犧牲

許日銓--怎樣才算好地方？

一蚊兩個咖哩角

中學時，住沙田新田圍村，有一次在村口巴士站，看到一個巴藉小孩坐在凳上喊：「一蚊兩個咖哩角」，腳旁放了一大鍋咖哩角，看起來很好味．巴士站人流不多，原不是小販聚集之地．我想，小孩應是本村居民，母親不可拋頭露面，便叫小兒做小販幫補生計．記憶這東西真奇怪，二十多年了，今天我仍然記得他的聲音：「一蚊兩個咖哩角！一蚊兩個咖哩角！」

關於如何協助貧窮的人，有不同的理論，一種是直接援助，他餓了，便給他吃，第二種是教育，即是所謂「與其送他魚，不如教他捉魚」，孟加拉經濟學家作者穆罕默德．尤努斯提倡第三種方法－－他相信窮人不是低能的人，有自己的創造力，他們只需要機會，便能自己謀生．他所說的機會，就是小額貸款 (micro-credit)貸款．從１９８３年，他在孟加拉創立了格萊珉銀行（Grameen Bank 鄉村銀行），這銀行的特色是：

１．貸款給最需要錢的人－－最窮的人，包括乞丐．
２．不需抵押，不須簽署任何法律文件．年息１０厘．如果過期不還款，銀行不會告上法庭．

最有意思的是，每位貸款人須和其他四位貸款人結為一個小組，目的是互相支持，而非監察．每筆貸款都需先得到這五人小組支持，才會交由銀行核準．小組並不需要為組員的貸款負責．銀行並會鼓勵小組成員合作儲蓄． 他們的壞賬率比一般銀行低，因為這些低微的貸款，是窮人們的唯一希望，他們知道要依時還款，下次才能再借．

格萊珉銀行顛覆了金融界的成規，成為社會企業的奇蹟，成立至今，貸款額超過４０億美元．貸款者共３８０萬人．還款額達９８．８９％．每年都有盈利，令小額貸款成為世界各地仿傚和研究的對象．

大多數貸款人都是婦女，她們因為要兼顧家庭，會用貸款來經營小生意，或者購買工具材料，為社區提供服務，成為自僱人士，例如小販，就像那賣咖哩角的巴籍家庭．小販是貧窮社區中最自主最簡單的謀生方式．小額貸款在香港大概行不通，不是因為香港無窮人，而是因為香港有很嚴厲的小販政策．窮人要搵錢，只有打工一途．那賣咖哩角的小孩，幾個星期就不見了，大概是被警察趕走了．

香港的小販政策好不好？社會上愈來愈多討論．或者，我們應該問：在社會秩序和自由間，我們是否維持著最好的平衡？呀，「最好」這字用得不好，應該這樣說：我們的社會，有沒有一套製訂政策的機制和討論的氣氛，去好好地平衡秩序與自由？

讀完這本書，我很想知道舊時在婦女間流行的「銀會」是怎樣運作的，小時候常常聽見有「會頭失蹤」的新聞．近年沒有了，為甚麼？

這本書叫「窮人的銀行家」由北京三聯出版．譯得很流暢，我兩天就讀完了．阿麥書房應該還有貨．譯者吳士宏是中國打工王后，是另一個傳奇，另文再談．

禮崩樂壞

盲目－撒拉馬戈
去年已買了這本小說，讀了幾十頁便放下．現在香港話劇團要改編這小說，我想先看書後看戲．讀後才記得去年為甚麼未能讀完－－作者敘事的形式比較深澀，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，角色的心聲，話語和敘事者的評說全部放在一起，不用引號，很少開新段，增加了閱讀的困難．我不明白作者為甚麼用這形式，只好猜想這是因為這書是譯自英文，而英文版則譯自葡文原文．Lost in translation.　葡文是一種美麗古雅的語言，我很懷疑，原文的色彩，節奏，能在這中文版留下多少？通常，我盡量不讀翻譯的文學書，要讀也只讀譯自原文的．坊間可有這本小說的原文譯本？

不理文字，只看人物情節，這小說其實並不特別．一個城市全部人逐漸患上失明症，互相傳染，染病者被隔離在一所廢棄了的瘋人院，自生自滅．在孤立無援的環境中，文明人迅速退化成為野蠻人，人的尊嚴節節敗退，慘不忍睹（例如，小說集中描寫了盲人們怎樣勉力地維持「文明地」大小二便，而最終失敗）．從這方面看，這小說很像高定的蒼蠅王，也令我想起電影28 days later．作者並沒有貪方便把「盲目」變成一個隱喻，沒有乘機說教，好彩．希望話劇團不會誤墮陷阱．另一點考驗話劇團的，是怎樣把原著慘不忍睹的場面演出來，演員的肢體語言，怎樣表達慢慢喪失尊嚴，適應盲人世界的野獸環境，而不只是齋講？

為藝術犧牲

鄭新文－－去上海工作

地拖頭

圖中兩位工人在鑽地．風鑽的鑽頭插著一個家用地拖頭，地拖的「頭髮」蓋著地面，成為滅聲器－－妙不可言的街頭智慧．

為藝術犧牲

黃英琦--政治與文化

或者消費，或者不

很開心那天從旅遊書堆中挑了這本書＜乾杯！柏林大街＞，因為這不是一本旅遊書．作者簡銘甫是台灣人，在柏林生活遊歷了多年．他眼中的柏林，充滿了青春，反商業和無政府主義的氣氛，不是一般人眼中充滿藝術文化，歷史品味的歐洲城市，而是一個「正在誕生的烏托邦」．

例如，他眼中柏林最酷的咖啡館是一家由社會福利機構開設的社區咖啡館Kiez Cafe．價錢平宜得離譜，一杯咖啡加牛奶賣０．８歐羅，一份三文治也是一樣，原因是這咖啡館屬於協助失業人士的社會企業計劃．作者說：他喜歡的是「這家咖啡館在非專業上的另類精神．像是雇用失業人士，選用企業贊助的低成本食材，提供社區互動等實際措施．聽起來也許有點泛政治化，但是在咖啡館文化日益矯情的現代社會，Kiez Cafe的社會主義體質，反而容易讓人反省，沉澱想法．」

對你口味嗎？

書裡還有很多其他故事，例如作者怎讓認識一班過著公社式集體生活的年輕人，怎樣加入公社，怎樣和其他人分擔公社的工作．原來，公社生活的核心在於廚房－－怎樣取來超級市場丟棄的過期或者快過期的食物，一起煮，一起食．「柏林存在著許多公社，絕大部分都是八０年Squat「佔領空屋」的後續運動．九０年政府介入後，這些空屋才就地合法成為「集體居住」的單位，繼續過著公社的生活．」

作者鍾情於反商業，反中產階級趣味的另類文化．在他筆下，柏林，尤其是東柏林，就是這樣的一個烏托邦．原因是：８９年東西德合拼後，東德人並沒有全盤接納西德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，反而，東德的共產主義文化轉變成一股反商業的理想主義精神，反過來影響了西德的年青人，成為主流商業社會下，一股不可忽視的暗流．

例如某天他發現了一家「不要錢商店」Umsonstladen，它宣揚的是No Money, No Products, No Consume.　店裡的東西，只要你需要，每次可以帶走三件，如果你有東西捐出，店主亦無任歡迎．作者自稱是個「重症消費者」，但面對滿店的免費東西，竟然挑不起任何佔有慾．他想：「如果大家不再扮演消費者這個角色，商業活動斷糧斷炊，國家的稅收如何呢？還會有公共建設嗎？或者，我們已經做好接受回到摩登原始人社會的的心理準備呢？」

讀這本書，像隨著作者四處冒險，認識不同的朋友，逛不同的舞場，跳蚤市場和舊衣店，感受到在那裡，懷舊和復古並不是中產的時髦潮流，而是一種的生活方式，裡面含有對消費社會，環境保護的態度．

作者眼中的東柏林，雖然破破爛爛，百廢待舉，但卻成為了今天全球過度資本主義大潮下的反文化(Counter Culture)天堂．這其實是東西德合併後的機緣，這種轉變下多種文化的衝激，正在令德國脫胎換骨地年青化，成為東西歐的中心，在這背景下，將會孕育創意，新思潮和新的社會形態．

我們常常抱怨香港是極單一商業主義（龍應台說的中環價值）的社會．同樣是合併，香港的回歸中國，為甚麼沒有產生類似德國的化學作用？為甚麼中國從極端社會主義走到今天的極端消費主義，可以走得這樣的急，這樣的不留餘地？為甚麼中國今天成為了消費者和商人的天堂，而理想主義者卻被淘汰被嘲笑？ 唉．我又想起了李光頭和宋剛．為甚麼？

當然，這其實不是一本沉重的書，這是一本很好的旅遊書，文字感性，照片很美．令人很想立即飛去柏林看看－－做個遊客，或者消費，或者不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