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公共藝術的二、三事

我認為，其實公共藝術，就是藝術家寫給城市的信。公共的意思是：這是一封公開信。而藝術從來都像信函，可以很私密，亦可以很公開。而其實還有多人都在公共空間給城市寫信──建築師有建築師的方法，廣告商有廣告商的方法。藝術家沒有特權，但卻可以有自己的角度──美感的，感性的，或者叫人思考的角度。公共藝術，應該在一個城市裡，和自然環境，建築物及廣告，一起構成這個城市的景觀。

香港是一個不能擴張的城市，一百年前訂的邊界，至今寸步未移。當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在向外擴張時，香港百多年前便移山填海，城市向高空生長，向內不斷擠壓。香港是個患上空間焦慮症的城市──空間是最寶貴的資源，在「高地價政策」的陰影下，空間等於金錢等於生存，可以多一寸便要多一寸。從小我們便知道香港「地小人多」，一切規劃，設計，建築都以此為前題。在這如此「風格化」的城市，沒有一般意義上的公共藝術，幾乎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這城市裡連公共空間，都被擠壓得若有若無。對香港來說，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公共藝術，而是要怎樣的公共藝術，才適合這個城市。

藝術中心門前有個由康文署管理的花圃，兩年前，康文署在花圃中放了一塊大概四呎高的太湖石。在花圃中放古色古香的太湖石裝飾，本無不妥，但放在一所當代藝術中心門前，卻實在格格不入，而最大問題是，人人都覺得那是藝術中心的展品．其實這種公共地方的裝飾，也應納入公共藝術的範圍，因為裡面有明顯的美學選擇，決定擺放的人有沒有考慮周遭的環境？是誰決定我們的公園內的裝飾風格？

２００４年２月，藝術中心為民政事務局籌辦了【都市神韻──藝術與公共空間國際研討會。由於研討會的緣故，藝術中心獲得批准，以宣傳為理由，把太湖石和花草移走，換成公共藝術空間六個紅色立體大字。研討會後，我們順理成章，接管了那花圃，把它變成一個展示公共藝術的地方。我們就叫那地方公共空間，邀請藝術家創作一些短期擺放的作品，短期就是大概六個月。這個小小的花圃，就成為是香港唯一的公共藝術空間。

一般人認為公共藝術就是雕塑和璧畫，即是所謂永久展示的藝術品。因為是「永久」的，這類作品無論在製作技術，管理方法和藝術取向方面都傾向要安全和耐久；導致這類作品大都比較保守。相反，短期展出的作品，限制就比較少，一般比較活潑和大膽．對藝術家來說，一件預計擺放一年的作品，和擺放十年的作品，完全是兩回事。香港的的空間是在不停地變化的，不只是樓宇和街道，連海岸線也在不停地變化。公共藝術要和環境配合，對香港來說，短期作品應該更為適合。

那個由花圃變成的「公共空間」，在過去一年多裡，就有過三個作品，第一個是由藝術學院幾位同學加工創作的「公共空間」四個長滿膠花的大字．第二和第三個都是建築師林偉而創作的「遊離物件一號」和「遊離物件二號」．兩件作品都有一種荒誕幽默的趣味，和周遭環境形成有趣的對比．

「公共空間」之後，我們繼續在大樓附近為藝術找尋新的地方，乘【書節】之便，我們邀請建築師張智強為藝術中心設計一張椅子，地點是藝術中心大門前的兩根大柱子。大概二十年前，政府建了一條行人天橋，連接藝術中心和灣仔北的海徬公園，天橋直插藝術中心正面二樓，兩條柱子不偏不倚就落在大門前十呎．從此藝術中心大門就變成了陰陰暗暗的天橋底。張智強為我們設計了一環青綠色的，延綿不斷的椅子，圍著兩條柱子包了一個圈。令那陰暗的空間變得輕盈快樂。椅子由一片片可以自由組合的配件組成，叫 「Leisure Slice」．為了這件作品，我們須與兩個政府部門交涉，柱子是天橋的一部分，是路政署負責的，地面則是地政署的範圍。為了得到批准，我們找到負責文化的民政事務局幫忙，經三個部門的溝通，才能成事。

藝術中心是法定機構，擁有自己的大樓。而當我們要在門前的地方展示藝術品，尚且要和眾多的政府部門周旋──花圃是康文署的，柱子是路政署的，地是地政署的，有時還要諮詢地區專員和區議會，以及尋求民政事務局的協助。可想而知一般藝術團體如果要申請在公眾地方展示作品是何等困難。電影界多年來不斷埋怨申請在公共地方拍攝的困難，直至９８年，政府才在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下成電影服務統籌科，幫助統籌外境拍攝的申請。如果香港要推動公共藝術，政府實在需要成立類似的協調機制。

除了向政府借用空間，我們也想在藝術中心大樓創造新的藝術空間．在這裡，我們面對一些取捨的抉擇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藝術中心是自負盈虧的機構，資金全靠自己籌募和賺取，而租金收入，尤其是天台的霓虹招牌，是我們主要收入來源。當年我們在天台掛上ＣＡＮＯＮ的招牌，亦招來藝術界的非議，說藝術中心商業掛帥。事實上，去年我們決定用大樓背後，向告士打道的大牆用來掛畫前，我們亦評估過那幅牆的商業價值。確定價值甚低，才會有此決定。當劉掬色把她的畫稿拿給我看時，我會心微笑．作品是綠色的維港高樓，還有題詞：「未綠社會，只見高樓．只建高樓，未綠社會」，這幅畫的理念和背後天台的霓虹招牌相映成趣，一正一反．不就是錢幣的兩面，和藝術中心的寫照？在香港，空間就是錢，藝術何價？可以抗衡寸金尺土的重商主義邏輯？而這擠逼城市中不同價值觀的抗衡或平衡，會不會就是香港公共藝術應有的特色？